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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文益: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安置”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喻文益  

喻文益: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安置”

个人简介:

喻文益,男,汉族,1963年12月出生,江西临川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获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后,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香港大学管理学系访问学者(与剑桥大学合作项目),现任北京大学文化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等。曾获日本赤羽达之经济学奖。

主要事迹:

喻文益

英文网站维基百科在注释“城市化”(相当于“城镇化”)术语的时候,引用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底的一次讲话,大意是城镇化并不仅仅是增加城市居民的数量,或是扩展城市的面积,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就业、生活环境和社会治安从农村方式到城市方式的全面转变。这个精神的关键词是“全面转变”,既包含了物理转变,又涵盖了生活习惯和传统的改革以及文化转变。

全球城镇化的“罪与罚”

历史上,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1820年,纽约人口仅有12万,虽然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但不过是一个受欧洲文化影响、处于欧洲文化边缘的港口小城而已;1870年时,纽约和布鲁克林合计有140万居民,城市面积增加了10倍。1820年时,纽约是美国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到1870年时,全美已有14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人。美国是19世纪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国家。

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化更早。以英国为例,1821年,伦敦已有138万人口。联合国城镇化报告指出,1900年全球仅有13%的人住在城市,约2.2亿人;到2005年,全球有49%的人住在城市,约32亿人;2030年,全球将有60%的人住在城市,约49亿人。伴随着人口的大量转移,城市化也将人类文化关怀的重心由宫廷和乡村转移到了都市,西方的城镇化在文化上就有深刻的影响: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印象主义的绘画等都有城镇化的印记。

美国人对于城镇化有过思想上的挣扎。早期,欧洲人到北美来,向往着要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和充满田园风光的世外桃源。其时许多名人是反对都市化的,如托马斯·杰佛逊就是一个代表,他认为欧洲那样的大城市只能滋生腐败。托马斯的“反都市主义”对很多学者影响深刻,一些人认为应对都市化从认识和文化上予以抵制。人造的都市环境、城市社会的分工损害了人的真实性和人与自然界的联系,损害了美国理想中最基本的东西。一些人则认为都市生活对健康和想象力的独立性会构成危害。

与此同时,城市的赞美者也层出不穷。到了19世纪中期,托马斯没有城市的美国理想就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了,描述都市生活的富裕和个性的美国传统开始露头了。

中国城镇化的“乐与怒”

美国的都市化进程曾经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标杆,但是还不曾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群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入城市生活方式。这样大的一个转变,要求两个“大适应”:一是农民对城市新生活的“大适应”,二是城市原住民对城市大扩展的“大适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方面没有太大问题,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还是比较成功的。

成功背后大约有四大支撑因素: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全民族共同的文化根基和积极治理。文化的共通性、利益的一致性和有效的治理是人口大规模集聚和城镇化可持续推进的根本保障。否则就将是冲突、犯罪、社会动乱、政治动荡直至战争。

“文化安置”对城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迎接大量的新居民,城市必须做大量的准备,进行各个方面的安置。文化对城镇化的帮助,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对于进城农民的文化关怀。同样的一个人在两种绝然不同的人际氛围中生活,必须改变传统习惯,在精神上、文化上和行为上进行跨越。这个转变如果有文化的帮助将变得顺利一些。

第二,舒缓城市居民的精神压力。生活在城市的中低收入阶层,犹如生活在压力锅内。生活的成本、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就业、子女教育、交通、医疗保健、大气污染、防盗防骗和其他的社会安全问题以及对发展前景的担忧等等,几乎困扰着每一个人。这些压力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得到缓解,就有可能发展到降低生活质量、缺乏工作效能,甚至报复社会、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等问题。而能够发挥舒缓人类精神作用的恰恰是文化关怀。

第三,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转变城市管理模式。在中国,城市管理采取的是综合治理的办法,包括法治、城管、经济处罚、宣传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城市的管理正由强制手段逐渐过渡到人文关怀,探索与城镇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管理模式,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是城市人文关怀的重要方面。

第四,关注城市的弱势群体。文化安置应争取城市文化关怀无“死角”,人人都能充分感受。

第五,促进城乡之间文化的对流。文化安置的另一个功能,是使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逐步融入城镇文化的过程,也是城镇文化和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向城郊和农村扩散的“对流”过程。

一般地认为,“城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的概念,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 Serda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这一概念被用来大致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但是,迄今为止,在城镇化建设的理论中,“文化安置”的概念没有正式提出来,文化安置的意义和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城市偏见理论”的支持者麦克·力泼顿写道:“穷国最重要的阶级冲突不是劳资冲突,也不是外国利益与本国利益的冲突。农村有最贫穷的人和最廉价的资源,而城市有最好的制度、组织和权力。所以城市阶级总是能战胜农村阶级”。也许,麦克是对的,但也是不全面的。我们的研究则认为:制度、组织和权力固然重要,但是文化安置对于城市的发展也不应该忽略。城镇化需要制度、组织、权力和文化的整合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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